动物的情感状态：福利的行为衡量

饲养员和兽医常常用猪的行为变化来衡量猪的健康及其生活的环境质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生病猪会变得无精打采，天气寒冷时一群猪会蜷缩在一起。同样，导致动物自身受伤(例如用鼻磨擦不适当的地面)或使其它动物受伤(如咬尾、咬耳、侧面咬癖，下面将论述)的行为通常预示着动物福利受到削弱。

行为指示器还有助于理解动物的“情感状态”，如伤痛、恐惧和沉郁。比如，动物的发声可预示其悲痛程度;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则能够立刻从母猪特有的叫声中识别来自于散失仔猪的叫声，这种特有的叫声起初是较平静的哼哼声(嘴巴闭合)，接下来就是非常大声的哼哼声(嘴巴张开)，最后则是哼哼声与长而尖的叫声揉杂在一起。仔猪们经过长时间的叫唤，特别是声调高的尖叫之后变得又冷又饿，这时它们非常需要母猪再次召集它们，于是母猪对这些仔猪们的叫唤会做出更强烈的回应。因而叫声形成了一个通讯系统，使得母猪与散失的仔猪建立联系，叫声的次数和类型反映了动物分离后的悲痛程度(Weary 和Fraser，1995)。这些叫声也许可用来减少分离带来的痛苦。实验表明，刚离开母猪不久的仔猪，如果有几头熟悉的同窝出生仔猪在周围的话，则叫声很少。叫声还可用来评估仔猪用不同方法去势的疼痛程度(Taylor和Weary，2000)。

猪的行为也已用于评定有助于提高福利的猪的需求和喜好(Fraser和Matthews，1997)。当可在不同环境中做出选择时，猪会做出它们自己的选择，如食物、地板类型、室温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些选择测试的结果必须谨慎使用，因为任何选择都关系到其他可用的选项，可能因一时冲动或之前的经验而改变。该方法的改进办法是应用工具性条件反射方法来训练猪为奖励(如食物、灯光、热量或底土)而工作。奖励对猪的另一种意义就是，可进一步用来评测猪为继续获取那种奖励而所做的工作量。当正确应用这种方法时，动物可以告诉我们它的相对优先权和为获取这种优先权的欲望度(Ladewig和Matthews，1996)。这方面的了解可以提示我们在改进动物管理系统中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

尽管很难给“反常”行为下定义，但“反常”行为也已成为削弱福利的指示器之一。经过一项对专家意见的国际性调查后，欧共体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已被广泛认可的反常行为清单(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83)。这种恶癖包括咬耳、咬尾、侧面咬癖等，以后将作讨论。

自然生活环境：将自然条件引入到动物管理中

在有些地方，猪的自然行为已用于指导提高猪的圈养系统。Stolba和 Wood-Gush (1984)发现，自由饲养于多山多树地方的猪可观察到动物的某些特有行为特征。例如，猪会用鼻子拱地，用脖子抬起伐倒的木头练习颈部肌肉，产仔前会找隐蔽的地方造窝，严格区分休憩处和粪尿区。该研究还发现了一些环境中对这类行为形成极为重要的刺激因素。这就让我们可以设计出融合这些关键刺激因素在一起的综合性商业畜栏，包括前方的排粪通道、拱地区、用于抬的原木、单独的饲喂区和后方用于产仔的隐蔽区。设计者认为，这种综合性畜栏可极大地提高动物福利。但是，该系统在动物的基本健康和机能方面(如仔猪的生存)不如封闭系统(Edwards，1995)，有些反对者不认同该系统。

与这种“新潮”方法相比，更多的“保守”方法正设法将自然行为的特殊元素融合到该商业生产系统中，以解决某些特殊问题。例如，自由生活的怀孕母猪将特别添加更多的日粮。在商业生产中，他们通常饲喂高浓度的饲料，这类饲料的运输和存储成本低，而母猪又必须限制饲喂高浓度饲料以控制其体重，如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母猪可能很快就吃完它们限量供给的日粮，但仍有着强烈的愿望寻找更多的食物(Lawrence和Terlouw，1993)。这时候，母猪就会常常表现出反复性的采食行为，这种行为只是流于形式，对动物没有任何丝毫作用，如有些母猪每天几小时的反复性摇头和嚼槽，甚至有些猪去摆弄供水装置而导致饮水过量。如果给猪提供稻草或其他粗粮，或提供一种富含纤维的饲料，就可使猪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寻找和采食，这样，反常行为和水的摄入可以大大减少(Meunier-Salaun等，2001)。

虽然“自然”行为是一个很有用的切入点，但自然行为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许多行为方式是对动物所处环境做出的反应。事实上，集约型畜栏中的猪与野外生长的猪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尽管不是它自身削弱福利的指征，但可以提供一个有效参考以研究这种变化是否反映了动物福利问题。例如，贫瘠环境中的怀孕母猪其刻板行为的确预示着一种福利问题，它反映了怀孕母猪处于一种长期饥饿状态(Appleby和Lawrence，1987)，刻板行为的发展至少在有些种类动物上与神经病理学有关(Garner 等，2003)。总之，现在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用于评估和提高猪的福利，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特色和相应的困难，因此比起单独应用任何一种方法，结合全部或其中一些方法可能是理解动物福利的最好途径。

当前养猪生产中的福利问题

随着公众关注猪福利意识的加强，修改或废弃大量现今正广泛应用于养猪生产中的饲养方式已迫在眉睫。与早期大多数福利关心点和福利立法(惩罚故意残忍对待动物者)不同的是，现在的一些关心点(有些国家已立法)更多地集中于管理系统。在普及开放系统福利的过程中，突显出了许多困难，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包括以其他动物为代价而让利于某些动物。

产房

产房中的怀孕母猪很少有机会运动、散步和与其他猪进行社交。从自然生活的角度来讲，首选的体系应该是怀孕母猪成群圈养，为其提供更自由的空间运动、探索和交往。但是，由于怀孕母猪限制饲喂高浓度饲料，当群喂时容易发生抢食，这样就会导致强势母猪摄食过多，而胆小、年轻的母猪摄食过少。虽然群居生产系统可通过饲喂时单独给胆小母猪提供进料器来改进，但在其他时间仍会发生争斗(Petherick，1989)，特别是在竞争生存空间、长期饥饿、等级重建(母猪重新分组)等情况下都会导致争斗的升级(Edwards，1992)。因此对所有母猪而言，获得更大的行为自由也就意味着以增加其他母猪的受伤危险和长期恐惧为代价。

分娩板条箱

分娩母猪与其新生仔猪构成了另一种利益冲突关系。通常情况下，母猪在分娩前后都是限制在板条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压坏仔猪的危险，有利于饲养员工作，而且特别提供了暖和的蠕动区以就近安排乳房。这些地方为新生仔猪提供了需要的温度，减少了温度过低带来的危险，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饥饿、窒息和疾病(English，1993)。这种生产系统使得分娩母猪不能表现出它在野外生存时应有的正常分娩行为，特别是产前的行走和造窝。当不能实现这些行为时，母猪会表现出应激，皮质类固醇水平升高，同时伴随着其他刻板行为，如用鼻拱地、嚼槽(Lawrence等，1994)。最近的资料显示，分娩前期限制母猪运动比缺少造窝材料引起的问题更大(Jarvis等，2002);因此，当前欧盟建议的在分娩板条箱内提供造窝材料，最多只是一种部分解决办法。遗憾的是，在大范围的国内贸易环境下，至今仍没有哪种生产系统能既允许母猪有完全的行为自由，又能保证仔猪的生存与福利(Edwards 和Fraser，1997)。

早期断奶

在自然条件下，断奶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母猪在分娩约3个星期后开始断奶，直到仔猪3-4月龄后才结束(Jensen，1995)。但是在商业条件下，经济压力追求母猪产出最大化，这样就导致了仔猪在3-4周龄时即突然被早早地断奶(欧盟规定特殊情况下断奶时间可以少于28天，但禁止低于21天)，在其他一些地方早期隔离断奶的时间有时甚至更早。断奶可通过阻止病原从老龄动物传播到仔猪身上以促进猪群健康。当断奶发生过早时，仔猪的消化和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对摄入固体食物缺乏经验(Curtis和Bourne，1973;de Passillé等，1989)。这种生理上的挑战通常伴随着脱离母畜，首次面对新环境和频繁群居重组带来的心理上的挑战。仔猪常常以行为和生理指标来反映削弱的福利。反常的口头行为如咬前腹和咬耳，这在高水平福利下也会发生，特别是过早断奶的年龄，以后可能发展为咬尾、咬耳和侧面咬癖等恶习(Gonyou等，1998)。因此仔猪的福利与商业条件下追求母猪产出最大化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空间配置

高质量畜栏的高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生产商们绞尽脑汁缩小每头猪的饲养空间。至今，许多国家还没有规定饲养的最小空间，甚至在已规范空间配置的欧洲，配置的额度也日益成为一个问题(Ekkel等，2003)。当饲养空间过度拥挤时，猪的激素水平升高，生长速度减慢，健康出现问题的几率急速增加，出现咬尾之类的反常行为(Meunier-Salaun等，1987)。但是，在不考虑一些个体性能下降情况下，这种过度拥挤往往带来的是最大的经济回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动物福利与商业目的之间的“平衡”。

草垫和环境丰富

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垫料(通常为稻草)可给所有年龄段的猪带来福利，因为它满足了猪身体舒适、隔绝和娱乐的需要(Day等，2002)。但是，稻草同时也增加了猪暴露于空气中微生物、尘埃、真菌孢子和氨的机会，对其健康和福利造成了一个问题。取代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其他不含这些相同缺点的方式代替来保证垫料带来的好处。稻草系统的一个优点是形成了长期有效的地板层，可用于猪在半自然状态下花大量时间去进行探索和自由活动。当没有足够的稻草时，这种行为就转向了同伴，导致生长猪之间的互相伤害，如咬尾(van de Weerd等，2004)。为达到这个目的，稻草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目前正在研究可替代垫草的材料或玩具。工具性条件反射研究表明，全草垫料比剁碎的稻草和饲草架上的干草效果更好(Ladewig和Matthews，1996)，但似乎只有稻草量少时对猪才有娱乐作用(Fraser等1991;Lyons等，1995)。虽然玩具(简单的装置如电线和链条)可以提供暂时的娱乐，但猪很快就会感到厌倦，于是它们只用10%的时间花在全草垫料上，这时垫料对群内的所有猪来说，也就意味着既没有刺激性，也没有可用性。为吸引和保持猪的这种兴趣，加料材料应提供嗅觉/味觉的刺激，并对猪的咀嚼行为变化作相应的改变(Feddes和Fraser，1994;van de Weerd等，2003)。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功能丰富的方法以既满足猪的需要又能在大面积的板条地板畜栏中应用。

对仔猪的侵入操作：拔牙、截尾、阉割

现在大多数农场都实行侵入和疼痛操作，这样猪虽会有短暂的疼痛，但可带来长期的好处。因此，拔牙被认为是正确的，它可减少同窝仔猪争抢奶头时对脸部的咬伤，减少咬坏母猪乳房或造成乳房的不舒适，引起猪群的不安宁，增加压伤仔猪的危险。同样，截尾可以减少今后咬尾的危险，阉割可以减少今后互相争斗和有害的性行为，预防“膻味公猪”，使得肉质味道不好。这些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尽管这种想法有一定的依据，但越来越多的公众压力迫使我们去寻找既能减少侵入又能获得理想结果的替代方法。许多农场已经找到可以替代拔牙的方法，或限制拔牙用于高风险的分娩过程中，如母猪喜怒无常、产仔数多、交叉哺育广泛等。如果猪育肥后用于屠宰，则要废止阉割操作更困难，但将来也许可用免疫方法来代替手术操作。

生长猪的咬尾是一种普遍的恶习，对动物的福利和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这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包括种种环境适应和营养风险因素(Schroder-Petersen和Simonsen，2001)。尽管对其研究了多年，在商业化的猪生产活动中这个问题还是很难解决。不管猪把完好的尾巴放到哪都会发生咬尾现象，这给猪福利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有些环境条件下已成为一种地方病(van de Weerd等，2004)。目前尚未找到解决该恶习的有效方法，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研究咬尾现象者只是调查农场或屠宰厂被咬的动物，而对实际造成咬尾的猪的相关信息了解却很少，这样肯定不能真正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起这种恶癖仅在这些个体中发生，而不在同一群体其他个体中发生。易患咬尾癖的个体均包含遗传和代谢因素(Fraser，1987; Fraser等，1991;Breuer等，2005)，当动物饲养于相对贫瘠的环境中，且遇到其他的环境紧张性刺激如过度拥挤、高温、高湿时，将加剧这种恶癖的发生。要使猪将来不需截尾，则必须更好地弄清楚决定咬尾的因素，以便能够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

饲养员

目前有种比较流行和普遍的看法，认为饲养员的选择比生产系统的选择对猪的影响更重要(Brambell，1965)。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饲养员与被饲动物之间的感情是影响动物福利和生产性能的主要因素(English等，1992)。正如之前强调的，不断得到饲养员富有同情心般对待的猪更容易管理，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猪相比，其血液循环中的皮质类固醇激素水平更低，生长速度更快，生产性能更好(Hemsworth等，1991)。对比其他一些类似的农场，Hemsworth等(1981)发现母猪的繁殖性能与母猪惧怕人类的程度呈负相关。最新的研究表明，各饲养员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既影响动物的福利又影响其性能(Hemsworth等，1989)。欧盟立法会非常强调饲养员的重要性，要求各国建立培训机构做好饲养员的培训工作。但是，饲养员的素质在许多商业性农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吸引和留住好的饲养员比较困难，农场往往由于经济压力而减少每头动物的配备人员。

动物福利问题的解决

迫于需要改变现今危及动物福利措施的压力，生产商们必须谨慎采用他们将来要实施的饲养方案。正如前面详细讨论的，动物福利的焦点多数情况下应集中于提高农场动物的生产力及其产品质量。但是，有时候为达到动物福利标准很可能就得付出一定代价。例如，要求提供稻草或为怀孕母猪除去单独畜栏都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至少在转栏的时候会需要一定的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生产商为降低成本而不能完全达到动物福利标准的苦衷。

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动物福利标准高的国家是否可以阻止从缺乏对等标准的国家引进动物这个问题的争论逐渐升级。我们提出了包括关贸总协定在内的不同解决方案，但是每种方案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抗辩。发展和接受统一的国际标准，是避免国与国之间在动物福利问题上起冲突的最好方法。如上面提到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开始起草国际性的动物福利标准(最初在屠宰场施行)，包括为控制疾病而宰杀动物、陆路和海路动物的运输等有关标准。该标准一经采用，就可为不同国家的养猪业建立一个标准缓冲地带。除欧盟以外，有争议性的产品问题尚未在在国际上达成一致，如最短断奶日龄和产房的利用。

普遍存在于公众头脑中的关于现代动物生产的偏激观念使得解决动物福利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关于这方面的争论，一方的观念是非常消极(认为分娩系统对动物福利和环境向来都是不利的，该系统的产品对人类健康很危险)，另一方却对动物养殖业描绘得非常积极(主要来自于动物生产商和他们的机构，认为生产健康营养的产品对动物福利和环境是有益的)(Fraser，2001)。由于对养猪生产的积极性不同，每种观点的支持者们都可以为支持他们的观点列举出一些事实和例子来佐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争论有时很难区分出孰对孰错。养猪生产中的一些现代化变革对动物福利的提高有积极作用。现在的室内畜栏可以使动物免遭捕掠和寒冷天气，有时分娩可通过排除普通病原来预防疾病发生。饲养技术的提高和营养方面知识的丰富使得我们能更好地满足动物的营养需求。现代兽医知识和技能让我们可以通过免疫、药物治疗和其他措施来预防疾病，这在半世纪前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在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动物福利问题和两难境地。在激烈的争论和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对养猪生产商和兽医来说，要解决目前生产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保持积极的动物福利观念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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